■ 本期轮值毒叔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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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谭飞&汪海林■

谭飞:欢迎海林，我想问你看了《长安三万里》没有？

汪海林:看了呀。

谭飞:你整体感觉怎么样呢？

汪海林:我特别喜欢，《长安三万里》是我这几年最喜欢的国产片之一了。

谭飞:但这两天有一个与一般的娱乐新闻不一样的新闻，洛阳的隋唐史学会起诉片方，发律师函给片方，说《长安三万里》曲解了历史，比如李白高适见面是在洛阳等等，好多地方本来发生在洛阳，后来电影放到了长安。起诉也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，你怎么看这么一件事？

汪海林:他们从史学家的角度上讲，他们也没有错。他们指出这个故事发生地不在长安，你放到长安。洛阳当地的人会有一种不满的情绪，而且人家不能理解。你说洛阳不就完了吗？你为什么非得改成长安。所以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个挺大的问题，社会上可能对历史了解的人不是很多。

但是对真正戏剧规律了解的人可能更少，就比知道历史的人还少。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是历史修养，还有一个是戏剧修养。那么有历史修养的人指出它历史上的问题，这是实打实存在的问题，人在洛阳你改到长安了。你懂不懂戏剧呢？那么戏剧有一个规律叫三一律。三一律是说在一个场景，一个事件，在一天内发生，要集中场景，集中时间，这是对戏剧的要求。后来戏剧又变成无场次话剧，到电影的故事里面，它要求讲故事要集中。对于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来讲，长安是一个文化符号。

谭飞:它是个意象，长安不等于西安，西安跟洛阳两地好像网友互相撕了。

汪海林:所以从文化符号上来讲，长安甚至包括了洛阳，它是一个精神家园。

谭飞:《长安三万里》讲了盛唐气象。

汪海林:长安是一个精神家园的象征，所以影片就把各种可能发生在长安，也可能不发生长安的故事集中到一起。

谭飞:冶于一炉。

汪海林:我既不是长安的拥趸，也不是洛阳的拥趸，我是一个中间的人，这两个城市我都喜欢。所以我可以公正地说，这个事儿不应该去上升到这样一个地域的争论。

谭飞:它有道理可讲，但是这事闹大了，其实也没啥意义。因为你肯定也扯不明白，大家在不同的维度讲话，好像彼此的出发点都没啥问题。

汪海林:我觉得如果法官要做一个有趣的判决的话，应该判决这个出品方再拍一部《洛阳三万里》，这就扯平了。

谭飞:这个就是皆大欢喜了。

汪海林:因为洛阳确实也值得写故事，它的故事不比长安少。

谭飞:但也可见一个好的影视作品对一个地方的文旅有很大的推动作用，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品牌价值和利益，你是否这么认为？

汪海林:当然是这样。所以当地从各种复杂的利益的角度出发。我当时去河南南阳说是曹操墓。

谭飞:好几个地方声称有曹操墓。

汪海林:河北邯郸也认为曹操墓应该在那，包括铜雀台应该是在哪儿，包括这个诸葛亮的南阳。

谭飞:甚至说连西门庆的故乡都有人争夺。

汪海林:这些都是跟当地的文旅发展息息相关的 。

谭飞:所以你觉得其实这就是个案。但是我看史学会态度还蛮客观，我们就不要求电影删了，因为正在放，我们也觉得是在推动中华文化，但是这些细节是有偏差的。从创作角度来看，海林你怎么认为？比如说高适跟李白真的在洛阳见，那么写成长安，这是否就是为了符合戏剧三一律的要求？整个电影的布局、格局，如果故事真的发生在洛阳，再发生在长安，是否这个电影就没有现在那么好看了？

汪海林:不一定，看你怎么写了。但是每个创作者他有他自己创作的自我要求，或者他的创作目的，所以他觉得集中更好。他并不是觉得洛阳不好，他是觉得故事全发生在长安会更好。那可能换成别的人，也许我会写有洛阳、浔阳，什么地方都有，也不影响我的故事表达，但是人家有这个权利集中起来写。

谭飞:如果分几个地点，可能你就会突出不同地域的特色，你的重心就不一样。

汪海林:因为这个故事也写了扬州，但是他觉得跟高适见面放在长安会更合适，这是他对戏剧的要求。

谭飞:《长安三万里》可能是一种仪式感或者那种符号意味更重一些的追求。那你怎么看现在电影17亿的票房？因为很多人原来可能就说三四个亿不得了了。

汪海林:而且与此同时《碟中谍7：致命清算（上）》就很惨。

谭飞:在预测上，它跟《碟中谍7：致命清算（上）》就完全倒了个。

汪海林:中国电影进入到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，我们的电影观众在选择电影的时候，他会更多地跟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呼应，他会选择更熟悉的文化内容了，而且不再是被动地去说这个片子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，所以我必须要看。

谭飞:现在还是文化自信了，我们认为的国潮就应该很多人看，他们就真的去看了。

汪海林:我觉得这个在思想领域来讲，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。

谭飞:而且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很多青年，特别女生真的穿着汉服去看电影。很多家长可能很高兴，原来我们想做到做不到，结果一个电影做到了。

汪海林:所以这个片子更打动我的是你说的汉唐气象，文化的盛世。当然影片里面的物质生活也是很丰富的，但是它里面写到了贫富差距，写到了阶级、阶层、出身。其实唐朝已经是我们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了，文明程度各方面都很高，包括在政治上。

谭飞:国力的强盛。

汪海林:但影片全面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，我觉得也很好，其实更重要的一个，那个人在这样一个盛世也好，乱世也好，如何寻找自我，然后实现自我的一个精神，我觉得那个是特别打动人的。李白在里面始终坚信自己能够改变什么？实际上你会发现李白真正执着于要改变的那些东西，什么都没有做到，但是实际上他对中华民族、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数千年的。

谭飞:在当时，他可能算是一个不如意的才子，但是他的诗歌影响程度很高。不一定只有保家卫国的人才是很伟大的，可能遗留下千古名篇的人也是很伟大的。

汪海林:他在政治上完全是一个不入流的人。

谭飞:一个天真幼稚的人。

汪海林:很糊涂的，但他执着于要去干这种他并不擅长的事情。

谭飞:所以还是像海林说的一样，希望追光再拍一部《洛阳三万里》，估计票房还会很高，因为洛阳的意向跟长安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汪海林:洛阳有它独特的意味，确实也值得拍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来讲，不比长安差。